​1956年，畑俊六提出要改在中国服刑，理由是要找个军人葬身的地方

1956年，畑俊六提出要改在中国服刑，理由是要找个军人葬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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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7月间，正带领中国艺术表演团访日的梅兰芳意外地收到了日本战犯畑俊六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归结起来两件事儿。

其一、畑俊六表示愿意到中国去服刑，以此换回尚关押在中国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

怎么评价这个要求呢？

只能说，畑俊六是“一张纸画个大鼻子-好大的脸面”。

畑俊六的这个要求只说明了一点，他仍然没有战败者的自觉，仍然以日本陆军元帅自居。

岂不知，在中国人眼里，战犯就是战犯，是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的，畑俊六的这个要求只能说是不自量力。

其二、畑俊六表示，“我作为一个军人，不想死在草席上，请帮我找一个军人葬身的地方。”

畑俊六不想死在草席上，难道他是想死在战场上吗？

毫无疑问，畑俊六字里行间所表所要表达出来的，就是要死在中国战场上。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畑俊六侵略的本性不改。

中国的疆域虽广，但没有尺寸余地。中国的青山虽多，但只葬忠骨，岂埋烂肉？

如果畑俊六硬是要来，倒也不是不能给他批块地，只不过，在他的墓碑上只能写上两个大字-倭塚。

当然，畑俊六的要求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回应。

没有回应，其实就意味着回应。

在日本近代陆军史上，共有6个陆军元帅，其中有3人出现在“二战”时期。

这三人分别是“傻瓜元”杉山元、“便所之扉”寺内寿一、“病夫”畑俊六。

畑俊六之所以被人称为“病夫”，是源于他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一次负伤。

1901年10月，还是少尉小队长的畑俊六被编入了乃木希典的“肉弹”部队，有幸成为了一枚“肉弹”，在鸡冠山一役中被击穿了肺部。

可这厮命大（后面还要提到），竟然被救活了。

也可能是哪根神经受损吧，从此之后，无论吃多少营养品，畑俊六也没胖过，形似病夫，也因此得了“病夫”这么个绰号。

在日军大将级别的将领中，畑俊六属于不扩大战争派。

这倒不是畑俊六有啥好心肠，而是他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比较理智。

畑俊六比较支持石原莞尔那一套“蚕食”的理论。

按照畑俊六的理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北线占领华北，在南线占领淞沪地区之后就应该停手了。

可已经冲昏了头脑的日军一线将领本就不服从日军大本营让他们停止进攻的命令，一个劲儿的向南京扑来。

在这些人的眼中，只要占领了南京，就可以逼着蒋氏投降。至不济也可以逼着蒋氏坐在谈判桌前，任由他们开条件。

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当时日军将领的战略思维和战术思想虽然不能说弱，但在他们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个攻城拔寨的所谓“情结”。好像只有打下了大城市，他们才能算得上胜利。

当时有这么一种评论，说日军将领的战术思想普遍要优于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的，可在政略上却普遍低于毕业于上述两所军校的。

尤其是那些毕业于日本陆大，并且在欧洲进修过所谓的先进军事思想的人，非常迷信于只要占领了大城市就可以逼着对方投降。

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问题，攻占大城市就可以逼着对方投降这种战例只适用于以工业立国的国家。

因为以工业立国的国家，他们的统治基础是在大城市。只要占领了大城市，这个国家的命脉就会被他们掐住。

而当时的中国是以农立国的，统治基础并不在大城市，而在乡村。

日军将领没有弄明白这一点，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除占领了几座空城外，一无所得。

这两场战役，恰好都是由畑俊六指挥的，也是他毕生非常后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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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让畑俊六后悔不已的事情是他受到了寺内寿一的蛊惑，偏要和华北方面军在徐州来一次所谓的大会师。

因此，他和寺内寿一俩改变了原来制定的华北方面军沿平汉路南下，华中派遣军西进配合的计划，先打津浦路了。

事后证明，这个所谓的大会师计划蠢的要命。不仅没有在徐州兜住第5战区的几十万部队，反而在台儿庄遭到了一次惨败。

紧接着在武汉会战中，畑俊六又犯下了低级错误。

当时，在日军华中派遣军中，资历仅次于畑俊六的是101师团长伊 东政喜（陆士14期）和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陆士15期）。

在这两个老将中，松浦淳六郎和畑俊六的关系更好。

可畑俊六光顾着跟松浦淳六郎拉关系了，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106师团是常设师团，除大队长以上的军官外，其他军官和士兵都是预备役的。这种部队如果不经过恢复性训练，是不能直接拉到战场上去的。

而106师团组建后没有经过一天的恢复性训练就被直接派上了战场，以至于在万家岭之战中几乎被全歼。

在这个问题上，畑俊六是负有责任的。

武汉会战结束后，畑俊六虽然得到了表面上的风光，可自家事儿自家知道。

武汉会战爆发前，蒋氏能够直接用在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有近300万。

可在会战结束后，中国部队的士兵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还增加了。

反观日本，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在本土只剩下了一个近卫师团。

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动了。

1938年12月15日，畑俊六被召回国，担任军事参议官，距离他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才过去了10个月。

这么短的任期是违背日军的军中惯例的，尤其是像畑俊六这种大将级别的将领。因为这么频繁的调动会影响日军整体的战略。

其实，畑俊六被调回本土，也是日军大本营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虽然在表面上看，召回畑俊六是因为他在中国战场上获得了“赫赫战功”，其实是因为畑俊六生了重病。

之所以生了重病，是因为畑俊六的双胞胎弟弟畑俊七，在1938年11月9日被新四军第四支队击毙。

这让一向兄弟情深的畑俊六大为伤感，以至于无法指挥作战，这才被调回本土。

畑俊六回国后，先是短暂担任军事参议官，紧接着又当了日皇的侍从武官长，随后又连续担任了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内阁的陆军大臣。

可好景不长，由于德国在欧战中获胜，让日本陆军眼红不已，强烈要求和德意结盟，与英美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争夺利益。

可海军出身的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却反对陆军提出的三国结盟。

作为陆军将领，畑俊六夹在陆军与内阁之间里外不是人。

终于有一天，陆军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的章来了。表示，只要畑俊六写出辞职信，他立刻就在上面盖印。

很明显，这是陆军认为畑俊六碍眼了，要把他撵下台。

没办法，畑俊六只能辞职。

这种下级逼着上级辞职的行为，在其他国家部队中那就是个笑话。

可在流行“下克上”的日本，这就是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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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畑俊六接替西尾寿造出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在日军的历史中，像畑俊六这种离职后又被再次任命为同一职务的例子，之前还从来没有过。

之所以弃用西尾寿造，重新启用畑俊六，关键在于畑俊六曾经有过“善战”的名声。

从表面上看，畑俊六在担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期间，日军确实没有在明面上打过大败仗，

可那是因为当时日军兵力尚强。

可到了西尾寿造时期，除了几个甲种师团外，其他新成立的师团都是一些歪瓜裂枣，没有获得“战功”那也是正常的。

况且抗战已经打了近4年了，日军惯用的套路早就被中国部队熟知，也已经早就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因此，在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日军连连吃瘪。除例行的“扫荡”外，其他时间都龟缩在城市或碉堡里不敢离开一步。

日军想要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中国战场上却陷入了泥潭，这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矛盾激化。

而且西尾寿造这个人生性强硬，不善变通，与日军国内的那些政客们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

因此，平日里总是一副“老好人”形象出现的畑俊六就被再次推了出来。

事实证明，畑俊六的第2次出山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

在他第2个任期内，日军除在第2次长沙会战和鄂西会战的前期一度占据上风外，在宜昌反击战、第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日军均遭到惨败。

虽然说在浙赣会战中，日军在畑俊六的指挥下占了上风，但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畑俊六把本来出动40多个大队发起的“浙江作战”改为出动87个大队的“浙赣作战”，使得日军的两个战略，即向南洋增兵和发动“川陕攻略”的战略意图全部被破坏。

由此可见，畑俊六的战略水平有多烂。

他的战略眼光仅局限于他所负责的这一小块战场，而没有放到全局上去考虑问题。

虽然说他反对日军向南洋进兵与英美争夺利益，同时也反对冈村宁次提出的“川陕攻略”，但既然这两个战略计划已经在日军内部确定下来并为此做出了相当的准备，那么，畑俊六就应有义务执行这两个战略。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你可以保留意见，但需执行。

但畑俊六偏不。

他联合了曾经把他逼下台的原参谋次长，现任的13军司令官泽田茂，擅自动用了为上述两个战略而准备的大量资源。

虽然在浙赣会战中让畑俊六得手，但日军的战略已经被破坏的一塌糊涂。

待到日军回过味儿来，战机已经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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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德会战，畑俊六在日军一线将领心目中的地位开始严重下滑。

很多人说，畑俊六在常德会战后期之所以遭到日军一线将领，尤其是横山勇的质疑，是因为横山勇个性的桀骜不驯。

其实不然。

老迈昏庸的畑俊六此时应该做的就是回国养老等死，他早已经没有了锐气或者说是心气了，完全没有根据日军一线的状况而做出适时的调整，已经沦为了日军大本营和一线将领之间的“传声筒”。

把11军司令官横山勇气的只得越过他，直接与日军大本营联系。

严格来说，在常德会战之后，豫湘桂会战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冈村宁次接替他的职务之前，畑俊六在实际上已经被一线将领架空了。

1944年6月2日，因在豫湘桂会战河南段的战事，即豫中会战中取胜，畑俊六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

在此之前，同样老迈昏庸的杉山元和寺内寿一也被授予了陆军元帅军衔。

半年多后，畑俊六奉调回国担任陆军教育总监。这同样是他第2次担任该职。

1945年4月6日，66岁的畑俊六担任第2总军团司令官，准备本土决战。

1945年8月8日，第2总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广岛遭到了“蘑菇弹”的轰炸，在火车站地下室的畑俊六竟然没死。

不得不说，这个老鬼子确实命大。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中国的指控和强烈要求之下，畑俊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 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关入东京巢鸭监狱。

在法庭上，对畑俊六的指控桩桩有证有据。可在具体量刑的时候，却出现了5票赞成处决，6票赞成无期的结果，让畑俊六再一次逃得一命。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畑俊六逃脱了缔结三国同盟的罪名。

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畑俊六是以故意辞职的方式，造成米内光政内阁的总辞职，这才使得东条英机上台，以至于签订了三国同盟。

因为按照日本政坛的规则，内阁成员只要有一人提出辞职，内阁也只能进行总辞职。

可米内光政却出面为畑俊六辩护。

辩护的内容就是，畑俊六的辞职并非是为了故意造成由他组阁的内阁总辞职，换由东条英机上台，而是被陆军参谋次长泽田茂逼的。

可畑俊六的牢饭只吃了不到7年，1954年10月，畑俊六竟然被假释出狱了。

对外的理由是保外就医。

可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因为畑俊六给美军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尽的作战日记，据说其内容是非常有价值的原始史料，从而换取了被假释出狱的资格。

这也是畑俊六为何能够在1956年给带团访日的梅兰芳捎信的缘由。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为侵华日军战死者招魂的一次仪式之前猝死。

至此，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几千万军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死了。

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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