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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兄弟的性格与人生选择

2026-02-28 05:37 来源：网络点击：

鲁迅三兄弟的性格与人生选择

对于在同一情境下，不同人为什么会做出不同选择，这个问题最近比较感兴趣，想到鲁迅三兄弟是个不错的样本，通读了他们传记以窥探一二。如有不实敬请指正！

一、先交代下他们家庭成长背景：

祖父周介孚进士出身，做到内阁中书，标准的京官，家境殷实。

1893年，因行贿罪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道中落，平时与家族交好的人纷纷划清界限，让身为长子的鲁迅（周树人）感到世态炎凉。

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

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人性之恶。

二、三兄弟年龄：

老大鲁迅（周树人）1881生；

老二周作人1885年生；

老三周建人1888年生。

三、三兄弟学习经历：

1、鲁迅与老二周作人曾考科举，1898年（鲁迅18岁，周作人14岁）参加县考、府考、院考，院考未中。次年周作人二次科举，仍然止步于院考，鲁迅则以小弟早夭心情不佳为由，至此两兄弟断绝科举之路。

鲁迅自小学习三味书屋，但家道中落后，如果考不上秀才，一般绍兴人风气无非是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了。但家族落败，关系没有，财资没有，好的学堂进不了，只能去上学费很少的新式学堂，并且家族叔祖周椒生在江南水师学堂任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所以借此便去了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周作人，科举失败后，也是这样去了。

但鲁迅进入学堂不久半年，发现这里一无可取，学不到东西，便转学到了南京矿路学堂了。但二弟周作人则不一样，从1901年到1906年，五年一直在水师学堂学习，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先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1904年结业，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因发觉学医解救不了中国，弃医从文。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他感受到日本人对去留学的中国人的鄙视，果断辍学。1908年，加入光复会，成为早期会员。1909年回国。

而周作人，1906年追随大哥到日本留学，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连路费都是鲁迅出的。1909年他与“伍舍”女佣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

2、老三周建人，则不像两位哥哥一样有光辉的留学经历。两位哥哥相继外出读书后，家中男子只剩老三一个人在家里侍奉母亲。本来，周建人求学是十分心切的，也曾经有机会到南京去读书。但看到母亲孤苦一人在家，心里实在不忍，终于没有再出去上学，日后依靠自学成才。

除了家中积累藏书，便是大哥经常寄回来的书籍学习。

四、三兄弟职业经历：

1、大哥鲁迅1909年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

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

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1923年，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

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

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

9月，离开广州赴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

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逝世。

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发表。

2、周作人

1911年回国。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四年。

1917年，经大哥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以“家累太重”为由没有同行南下。

1939年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1年升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月薪高达五千元（相当于今日百万人民币）。

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入狱。考虑其学术贡献，最终刑期减至14年。后改判10年有期徒刑。1949年1月特赦出狱。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1966年wg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写信请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皆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3、周建人

1905年任绍兴僧立小学教师、校长，这期间刻苦自学，钻研植物生物学科，撰成《会稽山采物记》等。先后任教于绍兴小学、绍兴明道女校、成章女校。

1919年，周建人追随大哥迁居北京，1920年入北京大学旁听攻读哲学，次年在大哥鲁迅引荐下，到上海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一直到战后1945年后，周建人任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编辑。

期间，一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0年代，周建人秘密参与中共地下活动，协助营救瞿秋白等革命者，并利用编辑身份为地下党传递信息。1948年特殊时期，秘密加入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10月，周建人受命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

1952年11月，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1958年，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1965年，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8年—1984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主人士身份：

1954年12月被选为第三届民进中央副主席，并历任第四、五届民进中央副主席；

1966年7月任代理主席，并连任第六、七届民进中央主席。

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五、三兄弟的不同人生选择及性格原因

一、鲁迅的人生选择

1、鲁迅（周树人）的性格形成

（1）家庭骤变：从优渥到困顿的撕裂体验

家道中落的心理冲击：13岁前，鲁迅家境优渥，享受百草园的童趣与三味书屋的启蒙。1893年祖父入狱后，家族迅速败落，父亲周伯宜因酗酒、吸食鸦片病逝，鲁迅被迫频繁出入当铺与药店，在“世人侮蔑的白眼”中体会世态炎凉。

阶级落差与人性洞察：从“公子哥”到“乞食者”的骤变，让他看透人性虚伪，形成对社会阴暗面的敏锐观察力。

家庭压抑氛围的塑造：父亲病重期间的家庭氛围充满压抑与绝望，周伯宜消极态度摔碗泄愤、母亲默默收拾残局的场景，长期笼罩鲁迅的童年。这种环境加剧其孤独感与忧郁气质，形成“惯于注视阴暗面”的思维模式。

（2）教育启蒙：科学理性与文学批判的交织

南京求学时期的科学启蒙：鲁迅在矿路学堂接触《天演论》。进化论思想使其认识到“物竞天择”的社会法则，科学救国理念与对中医迷信的痛恨（如父亲病逝的庸医误诊）共同催生其理性批判精神。

日本留学与弃医从文的转折：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藤野先生的严谨治学与日本学生的歧视形成强烈反差。幻灯片事件中“麻木的看客”形象，让他意识到“医学救国”的局限，转而以文学解剖国民劣根性。这一选择根植于少年时期对人性虚伪的深刻体验。

家族的刚烈赋予他反抗的勇气，家庭的骤变让他洞察世情，而童真与苦难的交织则塑造了其“以冷眼观世、以热血书写”的文学人格。正如他在《朝花夕拾》中所言：“旧来的意味”是支撑他抵御现实困顿的精神慰藉，而苦难则成为“不满”的源头，推动他不断揭露社会痼疾。

2、鲁迅的关键人生选择

（1）逃离封建桎梏，从绍兴到南京

从小虽学传统儒家四书五经，但祖父、父亲对课外读物也并不完全抵触，所以其他类型典籍及类似《水浒传》《西游记》等读物也多有涉猎。

后又经家庭重大变故，所带来对人性社会的反感憎恶，以及天生的刚毅野性，对清末传统科举道路自然不太热心，所以自第一次科举后便找借口再也不参加了。

进入江苏水师学堂和南京矿路学堂这类新式学校，接触了很多新的思想，代表从旧传统思想逐步到新式思想的转变开端。

（2）弃医从文

学医，是为了不想像父亲那样的人被庸医误诊，从文，则是考虑医学强身健体救不了中国，需要思想变革才行。

（3）弃教从文

对教育体制失望，1927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定居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以杂文为武器直接批判社会、批判国民政府。

（4）长兄如父的沉甸责任

家族长子，从小背负家庭生存重责。

对母亲妻子，长年寄生活费，后来直接卖掉老家房子搬到北京一起居住。

对二弟三第学业的支持、工作的支持。周作人去日本的路费学费都由自己承担，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弟弟周作人的精神思想导师和合作伙伴。回国后，到北大任职也是鲁迅介绍给校长蔡元培，始终在尽父兄的职责。

但后期与弟弟的决裂，让他倍感痛心。

对三第周建人，去北大旁听，也是他的安排，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也是鲁迅的介绍。

总结：鲁迅是很悲苦的，一生除了操心家族家庭事务，挣钱养生活，为两个弟弟操心帮忙，还要为国家未来操心，为民众的愚昧麻木痛心，为从小尝尽人间大少爷的爱护与家族衰败后的世态炎凉、人性恶的痛苦。

受困于母亲的包办婚姻，长年与妻子的无交流和性压抑，直到1927年46岁才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

年少的鲁迅是英俊、干净的，回国后的鲁迅则逐渐变得不修边幅，一个人的衣着习惯，往往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

鲁迅的一生，即是他的性格与社会历史交织的真实写照。

二、周作人的人生选择

1、周作人的性格形成

（1）家庭创伤与情感压抑的烙印

周作人13岁时因祖父科场舞弊案牵连，被迫赴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这段经历成为其性格孤僻的起点，形成了“苦雨斋”式的情感底色。

（2）老二的幸福与人格依附性的形成

长兄庇护下的“福人”困境1：

周家从绍兴士绅阶层跌落至“乞食者”境遇，但周作人因排行次子，未如鲁迅般直接承担典当、求医等屈辱性事务。这种“被庇护者”身份使其既未完全感受世态炎凉，又对家庭悲剧产生疏离感。母亲鲁瑞评价其“缺乏责任感”，他的自私、个人主义思想，根源在于家庭资源向长子倾斜导致的边缘化体验.

长兄庇护下的“福人”困境2：

鲁迅作为长子承担家族责任，周作人则在求学、留学、职业选择上始终处于被安排的位置。南京水师学堂的入学、日本留学的路径，甚至北大教职的获取，均依赖鲁迅运作。这种长期依附导致其性格中“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特质，母亲鲁瑞直言其“依赖性强，缺乏主见”。

长兄庇护下的“福人”困境3：

兄弟关系中隐含的权力不对等，或许在周作人心中对鲁迅既仰慕又抗拒的矛盾心理。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因催促译书对略有懒惰的周作人“报以老拳”。

甚至于后来娶妻后，又对妻子产生依赖或者说是惧内，表现出他性格中的软弱，“温和表象下的固执”也是软弱的外包装，甚至于最后因为妻子而导致兄弟俩决裂。

（3）时代变局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

隐逸倾向与现实疏离的矛盾：在南京求学期间，周作人曾因山岭风光顿生“隐居之意”，并自述“宁愿闭户读书”。这种对现实的逃避倾向，既源于家庭变故带来的不安全感，也与传统文人“独善其身”的价值观相契合。

在文学前期，强调“人的文学”，关注个体，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其身上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双重思想，分别与他身上的“流氓鬼”和“绅士鬼”相呼应。

与鲁迅决裂后，周作人逐渐放弃早期“人的文学”的启蒙立场，转向“闲适文学”。其散文集《雨天的书》中弥漫着“悲哀、失意、苦闷”的基调。他将人生比作“坐在敞车上走向坟”，主张“尽量的享受应得的苦和乐”。这种对生命必然性死亡的消极接受，与鲁迅《过客》中“明知前面是坟而仍要走”的悲壮抗争形成哲学层面的对立。

并开始沉迷于抄古书、谈风月，自称“文学小店关门”，专注于“小摆设”式的知识性写作（如《文抄公体》）。这种“象牙塔”姿态虽保留了文化趣味，却割裂了与现实的联系。

2、周作人的关键人生选择

（1）兄弟决裂

周作人与鲁迅的决裂表面是家庭纠纷，实为家族权力重构的必然结果。周作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挥霍无度，导致鲁迅被迫承担家庭经济重负，甚至需典当古书维持生计。当鲁迅试图约束其消费时，羽太信子以“不敬”指控激化矛盾，迫使鲁迅搬离八道湾四合院，兄弟关系彻底破裂。这一事件暴露周作人对妻子的过度依赖，以及长期处于鲁迅庇护下形成的“被安排者”人格缺陷。

文化立场的隐性对抗：兄弟失和背后暗含思想分歧，鲁迅以“战士”姿态直面社会黑暗，周作人则追求“苦雨斋”式的隐逸生活。周作人曾言：“人生不过喝茶谈鬼，何必执着于呐喊？”

（2）文化汉奸

留学日本，娶日本女人，尤其是妻子对他的掌控影响，以及他对日本文学、新村等的认同，形成他的“亲日”心理。

1937年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以“保护校产”“家累过重”为由未南下。

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成为重要转折点。刺客（或为抗日志士）的子弹虽被他的纽扣阻挡，却彻底击溃他的安全感。周作人认定“唯有依附强权才能保命”，才接受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职务，并逐步升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他自我辩解“为保存文化火种”，实为道德困境中的自我合理化。

三、周建人的人生选择

1、周建人的性格形成

（1）独立精神与情感压抑

边缘化身份的心理创伤。在“长兄如父”的传统家庭结构中，周建人始终处于资源分配的末端。鲁迅和周作人赴日留学时，他只能留守家里，照顾母亲，相比之二哥周作人，从小就有了类似大哥鲁迅的支撑家庭重任的责任感和独立自主精神。鲁迅曾评价：“三弟如老农，默默耕耘不问收获。

自己只能自学，甚至通过抄写古书补贴家用。这种“隐形人”处境导致其性格中既有对兄长的仰慕，又潜藏着未求学的情绪压抑和身份焦虑。正如其晚年回忆：“我像墙角的苔藓，生长却不见阳光。”

（2）务实实用主义

因经济困顿和照顾母亲无法系统求学，周建人通过家里藏书和大哥鲁迅寄回的相关书籍（如《植物学》《生理卫生》）自学，并展现了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初步完成知识体系的“草根重构”。科学训练赋予其实证思维与务实品格，与鲁迅的文学批判、周作人的文化考据形成鲜明对比。

（3）兄长阴影下的自卑与隐忍

在鲁迅与周作人的光环下，周建人长期处于“比较性自卑”的心理中。他选择生物学而非文学，既是对兄长领域的规避，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另类证明。

1919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合力购入北京八道湾四合院，并变卖绍兴祖宅，将母亲、原配朱安、周建人一家等一起接到北京居住。

1914年周建人与二兄嫂妹妹羽太芳子结婚，但自从到北京后两年，一直在北大旁听课程学习，无稳定收入，需依赖兄长资助，引发妻子羽太芳子不满，常遭训斥“木手木脚”，作为家中的“老三”，没有话语权，也没有经济独立的资本，他的日子过得越发窘迫憋屈。最终被迫出去谋职，鲁迅认为弟弟虽自学成才但“根基不牢”，就推荐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这样既解决了周建人的生计问题，也开启了周建人长达23年的编译生涯。

2、周作人的关键人生选择

（1）留守家庭与自学成才

家道中落，两位兄长鲁迅、周作人先后赴日留学，而他作为幼子被迫留守绍兴照顾母亲。加之经济困顿的现实压力，这一选择虽限制了他的正规教育机会，却催生了他“自主自学”的能力。通过鲁迅寄回的日文科学书籍（如《植物学》《生理卫生》），他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撰写了《会稽山采物记》等早期科学观察著作。

（2）南下上海职业成长

1921年接受哥哥鲁迅的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开启了23年的编辑生涯。也是他渴望摆脱家族经济依附下生存焦虑的主动选择。

（3）婚姻家庭重组

因与妻子羽太芳子的长期分居以及兄嫂信子对芳子的教唆导致双方关系疏远，最终决裂，后来与学生王蕴如组建新家庭。

周建人与哥哥周作人不同，周作人是惧内，比较依赖妻子，相对软弱，意志不坚定，从而受妻子影响而与哥哥鲁迅关系决裂，甚至后来加入汪伪政府任职。

而周建人相对就比较独立自主，他与妻子关系淡漠疏远，敢于自由选择爱情。

不同的家庭夫妻关系和各自的性格，自然影响着男人事业的发展。

（4）政治道路的隐秘转向

19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结识陈云、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与营救革命者、传递情报等地下工作。194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标志着其从科普作家向政治家的蜕变。这是因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失望，以及受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