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用什么手段让自己无罪释放？主席得知：无论如何得抓回来

冈村宁次用什么手段让自己无罪释放？主席得知：无论如何得抓回来

引言：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作出了震惊中外的判决：无罪释放。这位曾在中国犯下累累血债的日军司令，竟在审判中全身而退。从筹划731部队到推行＂三光政策＂，从指挥武汉会战到建立慰安所，冈村宁次的罪行罄竹难书。然而，在蒋介石的暗中操控下，这位战犯不仅逃脱了审判，还在南京过起了悠闲的＂顾问生活＂。当消息传到西柏坡，毛主席震怒，立即下令重新逮捕。但在国共对峙的特殊时期，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包庇战犯，最终安排冈村宁次成功逃往日本，逃脱了正义的制裁。

大纲：

一、冈村宁次其人

教育背景与军事生涯

在华犯罪事实

参与建立731部队

推行＂三光政策＂

指挥武汉会战

建立慰安所制度

二、脱罪手段

日本投降前的战略转向

与蒋介石达成交易

提供军事物资支持

配合打击共产党

获得特殊待遇

担任国民政府顾问

在南京安享＂清福＂

三、蒋介石的包庇过程

安排何应钦接受投降

私下会见与保护

对李宗仁施压

指示汤恩伯协助脱逃

四、最终结局

毛主席的震怒与追捕令

成功逃往日本

战后活动

加入战友会

歪曲历史事实

晚年遭遇与死亡

冈村宁次用什么手段让自己无罪释放？主席得知：无论如何得抓回来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作出了震惊中外的判决：无罪释放。这位曾在中国犯下累累血债的日军司令，竟在审判中全身而退。从筹划731部队到推行＂三光政策＂，从指挥武汉会战到建立慰安所，冈村宁次的罪行罄竹难书。然而，在蒋介石的暗中操控下，这位战犯不仅逃脱了审判，还在南京过起了悠闲的＂顾问生活＂。当消息传到西柏坡，毛主席震怒，立即下令重新逮捕。但在国共对峙的特殊时期，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包庇战犯，最终安排冈村宁次成功逃往日本，逃脱了正义的制裁。

军阀养成：从学生到战犯之路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园里，年轻的冈村宁次专注于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国。他不是为了欣赏中国文化，而是在收集军事情报。

这位未来的日本陆军将领，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研究中国的地理地形和军事要地。他特别关注浙江和华中地区的军事地图，这些资料后来成为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重要参考。

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冈村宁次投身军旅生涯。他先后参与日俄战争和库页岛战役，在战场上展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冷血本性。

1931年，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罪恶之路。他在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成为日后战争罪行的开端。

在他的指挥下，大量中国平民被强征为劳工。这些劳工不仅要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还要忍受非人的虐待与剥削。

1933年，冈村宁次与石井四郎密谋在东北建立细菌研究所。这个看似科研机构的地方，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基地。

在这里，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实验和攻击。每天都有无辜的中国百姓被送进实验室，最后化为焚尸炉中的一缕青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冈村宁次升任陆军第十一军司令官。他利用自己收集的情报，策划了让中国军民伤亡惨重的武汉会战。

在华北地区，冈村宁次大力推行＂三光政策＂。在他的命令下，日军烧光、杀光、抢光，让华北大地变成人间地狱。

冈村宁次还是慰安妇制度的主要推动者。他在占领区大量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成为慰安妇，给无数家庭带来无法愈合的伤痛。

到了抗战后期，这位日军司令察觉到战局已不利于日本。但他并未因此收敛残暴行径，反而在投降前夕寻找自保之道。

在整个侵华期间，冈村宁次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对外他是威震华北的日军司令，暗地里却在培养大量汉奸，为日后脱罪打下基础。

投机取巧：战犯的自保谋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冈村宁次开始了他精心设计的脱罪计划。他在南京的司令部内连夜销毁大量军事文件，特别是与细菌战和慰安妇制度相关的机密档案。

在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冈村宁次立即联系了与他有密切往来的国民党高层。他通过这些关系，向蒋介石传递了一份特殊的＂投降条件＂：用日军在华的军事物资和情报，换取自己的安全。

这笔交易的内容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冈村宁次随即下令将华北方面军的大量军火装备，完整地移交给了国民党军队。

不仅如此，冈村宁次还向国民党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的侦查资料。这些情报对国民党在后来的内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表示诚意，冈村宁次还主动提出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他利用自己在日本军队的经验，为国民党军队提供训练和作战建议。

在南京，冈村宁次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活＂。他不再住在军营，而是被安排在一处豪华宅邸内，享受着特殊待遇。

国民政府还为他配备了警卫人员，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战犯＂。实际上，这些警卫更像是他的私人仆从，帮助他在南京城内自由活动。

在审判即将开始时，冈村宁次通过关系网运作，成功安排了对自己有利的审判团队。他说服了多位法官，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没有参与具体的战争罪行。

审判过程中，冈村宁次巧妙地把自己和其他战犯区分开来。他声称长沙、徐州等会战中的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都与自己无关。

法庭上，他表现得彬彬有礼，经常强调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敬重。这种表现让一些法官对他产生了同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冈村宁次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他深知背后有蒋介石的支持，这场审判不过是一场戏而已。

最终，在1949年1月26日的判决中，上海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这个结果虽然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但已经无法改变。

这场审判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虚伪面目。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不惜包庇一个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

权衡利弊：蒋介石的政治算计

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包庇，要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说起。在接受投降仪式上，蒋介石特意安排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宁次的投降。

这个安排绝非偶然，何应钦与冈村宁次此前就有私下往来。通过何应钦的斡旋，冈村宁次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详细的军事物资清单和战略情报。

在南京，蒋介石秘密会见了冈村宁次。会见中，冈村宁次承诺将配合国民党打击共产党，并交出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火库存。

这些军火数量惊人：包括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数千门，以及大量弹药。对于正准备与共产党决战的蒋介石来说，这批军火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蒋介石随即下令，将冈村宁次从普通战犯监狱转移到一处特殊地点软禁。这里不仅条件优越，还配备了专门的警卫人员。

在软禁期间，冈村宁次实际上成为了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他定期向国民党军方提供共产党根据地的情报，并参与制定军事计划。

1948年，当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主张严惩战犯。蒋介石立即通过私人关系向李施压，要求维持对冈村宁次的特殊待遇。

面对李宗仁的质疑，蒋介石以＂顾全大局＂为由，强调冈村宁次对国民党的＂特殊价值＂。李宗仁被迫让步，默许了这种包庇行为。

同时，蒋介石指示汤恩伯全程负责冈村宁次的安全。汤恩伯不仅要保护冈村宁次的人身安全，还要为他的最终脱逃做准备。

在上海军事法庭审判前，蒋介石通过司法系统施压，要求法官从轻处理冈村宁次的案件。这也是最终判决出现＂无罪释放＂的关键原因。

当舆论发酵后，蒋介石表面上保持沉默，暗地里却加快了安排冈村宁次逃离的计划。他动用特务系统，为冈村宁次准备了假身份和逃跑路线。

1949年1月，当毛主席发出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时，蒋介石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他指示汤恩伯立即启动脱逃计划。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冈村宁次通过特殊渠道离开南京，辗转到达上海。在那里，早已等候多时的日本商船将他秘密接走。

这一系列包庇行动，充分暴露了蒋介石为了政治利益，不惜背叛民族利益的嘴脸。他用战犯的自由，换取了一时的军事优势，却永远失去了民心。

最终命运：战犯的逃亡与反思

1949年1月26日，西柏坡的作战指挥室内，毛主席正在听取情报人员的汇报。当得知冈村宁次被判无罪释放的消息后，他立即拍案而起。

毛主席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下达了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他责成华东局和军事情报部门全力追查冈村宁次的下落。

解放军特工部门随即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开秘密行动。他们发现冈村宁次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软禁地点，正在向上海方向转移。

军情部门通过地下工作者打探到，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港口为冈村宁次安排撤离路线。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商船已经在港口待命。

解放军特工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试图截获这位即将逃脱的战犯。但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了多重保护措施，让追捕行动变得异常困难。

在上海滩的各个码头，解放军便衣特工日夜监视着可疑船只。他们查获了多个与冈村宁次有关的线索，但始终未能锁定目标。

就在解放军即将攻占上海时，冈村宁次在国民党特务的掩护下，悄然登上了那艘早已准备就绪的商船。船只在夜色掩护下驶离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逃回日本后，冈村宁次并未就此收敛。他很快加入了日本＂复员援护会＂，继续从事反共活动。

在东京，冈村宁次还出版了《作战回忆录》，试图为自己的战争罪行辩护。这本书在日本右翼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冈村宁次又活跃起来。他积极参与美军的军事咨询工作，为美军提供对付中国军队的作战建议。

解放军情报部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对冈村宁次的追捕行动不得不暂时搁置。

在日本社会，冈村宁次获得了一些右翼政客的支持。他们为冈村宁次提供政治保护，让他免于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直到1966年，这位身负累累血债的战犯在东京去世。他的死讯传来时，中国民众依然对他的罪行记忆犹新。

冈村宁次的逃脱，成为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中的一个重大漏洞。这个案例也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处理战犯问题上的虚伪立场。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如今，冈村宁次的罪行已经被清楚地记录在历史档案中，成为后人警醒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