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艺”丨走近大师：夏加尔——狂热的理想③

衍“艺”丨走近大师：夏加尔——狂热的理想③

在内弟亚科夫的安排下，夏加尔在彼得堡战时经济办公室找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除了一些零散闲事要做外，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他自己。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生活，他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活》。在1918年出版的《高更传记》和《康定斯基回忆录》的激励下，夏加尔在战争年代坚持把《我的生活》写完，还配上了蚀刻画插图。1931年法文第一版问世，2000年出版中译本。

办公室的工作并不繁重，却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每天夏加尔都得等到天黑才能愁眉苦脸地回家，向贝拉倾诉他的苦恼。如果有空，他还会去找一位叫瓦尔·马什科维茨·艾里亚舍夫的朋友聊天，或在昏暗的街头漫步。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能有这样的友谊无疑是件幸福的事儿。除了艾里亚舍夫外，他还结识了收藏家卡冈·沙布夏、伊凡·莫洛索瓦，诗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尔捷纳克等人，很快便融入了俄国知识阶层。这段时间创作的系列作品《前进》折射出夏加尔在激流中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1916年底，通过犹太艺术鼓励学校，夏加尔接到了第一件公共委托项目——为一所犹太小学装饰墙面。从现存的水粉画草图《教堂圣宴》中可以看出，夏加尔已经明显摒弃立体主义风格的各方面影响，开始更多地追溯犹太民间艺术传统中质朴天真的一面。

1917年，在掺杂着自由与谩骂的叫嚣声中，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杜马选举立宪民主党头目克伦斯基成立临时政府，到处是宣誓的人群和鼎沸的喊声……没有多久，“十月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的红军占领了彼得堡的冬宫，人们在旗帜广场亚历山大三世雕像前议论着“列宁来了——从日内瓦来的那个列宁——听说他是藏在用铅印封了的货车厢里来的。”

与以往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相比，夏加尔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甚至有些狂热。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彻底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他和许多同伴一样，浪漫地将革命的政治等同于革命的艺术，幻想着在新的秩序下，犹太人能够拥有理应享受的公民权，渴望新政府对艺术革新运动的支持。建立乌托邦的坚定信念几乎可以使极端的自我主义者、诗意的沉思者摇身一变成为狂热的公共行为主义者。

革命后，国家机构彻底重组，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旧的内阁全部被新当选的委员取代，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视觉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门类也都成立了相应的部门行政管理机构。

尽管列宁本身对文化事业没有什么直接兴趣，但卢那察尔斯基则殷切希望利用前卫人士的热情达到自己的革命目标。列宁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敏感、宽容的人：“……有着法国的光辉，轻浮也是法国的，这些都来自他的美学倾向……”卢那察尔斯基公开宣布，他希望新的艺术是前卫艺术占主导地位，即便不是垄断，也是各类艺术家凝聚起来，共同发展一种新型的、民粹主义的、人人平等的“苏维埃”文化。

“俄国的中产阶级（即未来主义者，在俄国主要指有个性的自我主义者，包括塔特林、马列维奇、康定斯基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排挤，他们自以为是艺术技法上的革新者，会很自然地与革命产生共鸣，当革命向他们挥手，他们会被立即吸引过来……必须承认那是我的手，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敬慕他们的试验，而是因为人民教育委员会普遍的方针，要求我们依靠强大的艺术家创造力的合力。我发现在所谓的‘左’派艺术家中也有排外现象，我将手伸向‘左’派，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会这样做。”

卢那察尔斯基在巴黎时也居住在“蜂巢”，他早就认识夏加尔，了解他的艺术，此时他又建议任命夏加尔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雅科夫斯基为文学局局长，梅那卡尔德为戏剧局局长。夏加尔先是有点吃惊，紧接着便自鸣得意起来。贝拉看到夏加尔将绘画荒废后，哭泣着哀求夏加尔放弃虚荣，并警告他“一切都会以失败和屈辱而告终”。夏加尔不以为然，凭着一腔热忱于1917年返回维捷布斯克走马上任。

画家王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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