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震惊世界，它的失踪至今仍是世纪谜题

“北京人”头盖骨：它的发现震惊世界，它的失踪至今仍是世纪谜题

1936年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北京人完整头骨。

1941年，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装载着北京人头盖骨的两只箱子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进港的客轮“哈里逊总统号”，暂时转运美国。

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8日上午，顺利抵达秦皇岛，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没能靠港。因为就在前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哈里逊总统号”在长江口外被日本战舰追捕，触礁沉没。而刚刚抵达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车和军事人员，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飞。

北京人头盖骨模型。

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只装有中国国宝的木箱，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寻找这两只箱子。

1942年，一个名叫锭者繁晴的日本侦探来到北京，受日本军部委派搜寻“北京人”的下落。结果，他费尽心机找了一年，一无所获，羞愤于“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军的圣洁，有辱自己作为日本帝国一流侦探的声名”，剖腹自杀。

自杀前，锭者繁晴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经过的《备忘录》。其中记载，他审讯过裴文中、博文等相关知情人和被日军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俘，在北京、天津、秦皇岛搜查过“北京人”存放、经停的所有可能地点。可以看出，锭者繁晴已经比较完整地获知“北京人”的转运过程，但是仍旧没能找到那两只木箱。

锭者繁晴没有找到失踪的“北京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北京人”落入日本手中的可能性。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裴文中为在日本的李济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京《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李济“按图索骥”，找到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回答：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是那个名叫威廉·弗利的美军军医——“北京人”出境的押运人。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直到30年后的1971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威廉·弗利的回忆文章。

文章这样写道：“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没有一个人见过所谓的箱子，甚至连知道美军军医弗利的人也没有。

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在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真实性可信，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然而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过程中，更加扑朔迷离。

民间流传甚广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阿波丸”沉船里之说，现在考古学界多持否定态度。

“阿波丸”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4月在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美军潜舰击沉。1977年，我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打捞，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受潜水技术所限，那次打捞没有完整结果。出水物中的伪满洲国政要家藏小官印等物，让人猜测“阿波丸”携带了大量中国北方宝物，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人”。

但是“阿波丸”当时是从新加坡驶向日本，如果“北京人”真的落在侵华日军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将其放到东南亚，也不可能直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

1980年，有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查到，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曾存放于天津的美军陆战队军营六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这个兵营的旧址很快找到了，但是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了，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学校负责人回忆，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20世纪90年代，日本传来消息，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这个老兵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京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负责人。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真的有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中国科学院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然而，随后的挖掘结果再次让人失望：在古树周围下挖深达三米——远远超过了一个人仓促之间能够挖掘的深度，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地表测量时的异常信号，其实是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

几十年过去，每一条线索，无论可信与否都不曾被忽视，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结果却总是希望落空。在地下埋藏了几十万年的“北京人”，在展露面容仅仅数年后，又隐没于时间的长河，踪迹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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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年7月26日13版、16版

本期作者：米艾尼

本期编辑：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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